二里頭文化時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最早的國家出現，青銅手工業成為王權管控下獨立的生產部門。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奠定了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形式、風格和工藝傳統。這種風格和工藝傳統得到了商周青銅器的傳承發展，成為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標志性特征。

自20世紀60年代被發現以來，二里頭遺址青銅冶鑄作坊的基本信息已初步確認：作坊區規模宏大，核心區域位于宮殿區以南的圍垣內，總面積達1萬平方米，從二里頭文化二期至四期持續集中生產青銅器這一現象來看，宮殿區內還可能存在其他青銅冶鑄地點。研究顯示，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冶鑄生產總體呈現早期冶金技術從發端邁向成熟規范的發展特點，于二里頭文化四期逐步形成基于銅、錫、鉛的合金為主的特色青銅禮器傳統以及鑄造容器的復合陶范鑄造技術傳統，為商周時期青銅器生產的連續演變奠定了重要的技術基礎。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乳釘紋銅爵。

學界關于二里頭遺址青銅冶鑄生產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比如，遺址是否存在冶銅活動？前人研究發現，二里頭遺址青銅礦料存在兩個集團的礦料來源，兩處礦料利用、開發、互動的情況仍不清晰。近期，我們對二里頭遺址2010—2018年宮殿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及其冶鑄遺物新資料，開展了系統的分析研究工作，在作坊工藝內涵與青銅礦料來源兩個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認識。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鑲嵌獸面紋銅牌飾。

第一個重要發現是，二里頭遺址青銅冶鑄內存在“硫化銅礦冶煉—粗銅精煉—青銅合金化”的全流程工藝，除青銅合金化爐渣外，我們還發現了硫化礦冶煉渣、粗銅精煉渣、硫化銅礦石、冰銅等多種類型的冶鑄遺物。這對深入理解二里頭遺址青銅冶鑄產業特征、早期銅礦資源開發與利用等具有重要指示性意義。

商代都邑的青銅冶鑄業已經形成冶煉、鑄造的分工格局，銅礦石的冶煉生產多發生于礦山附近，各類金屬物料資源將被運輸至王都或重要城市開展青銅合金化或熔煉鑄造生產，而這種產業分工則反映了統一王權對青銅冶鑄物料資源的遠程控制。但是，青銅產業分工格局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二里頭都邑遺址發現的冶銅與鑄造遺物，顯示出都邑遺址青銅產業格局的形成過程。目前看來，我們測試的冶煉渣的數量遠少于合金化渣，是否意味著這種全流程工序的青銅生產具有實驗的性質？我們將進一步探索二里頭遺址冶銅、青銅鑄造的生產規模及其時代演變特征，闡釋二里頭遺址王權統治下的青銅資源遠程控制與分配制度形成的具體關系。

冶金技術史的視角下，二里頭遺址硫化礦冶煉遺物的發現，還將改變學界對我國早期銅礦資源開采與利用的一種假定模式。學界存在一種假定的生產模式，即青銅冶鑄的早期發展階段傾向于優先利用氧化銅礦，硫化銅礦的開采與利用年代相對較晚。而二里頭遺址硫化銅礦石、硫化礦冶煉渣、冰銅等遺物的發現，說明我國在較早階段就已經使用了硫化銅礦資源開展冶煉生產，這也塑造了我國獨特的冶銅技術發展路徑。

圖為通過顯微鏡觀察到的二里頭遺址青銅冶鑄生產中的冰銅碎塊。 圖片均為劉煜提供

第二個重要發現是，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冶鑄生產至少使用了三處礦料來源，包括中條山地區銅料資源、中國北方地區銅與鉛料資源，以及一種與鄭州商城二里崗上層相同的高放射性成因鉛的鉛料資源。這說明，至二里頭文化四期，伴隨青銅冶鑄規模的大幅度上升，使用了華北地區礦料制作的青銅器數量激增，但同時期來自中條山地區銅料的使用并未減少，甚至在二里崗時期仍有少量青銅器屬于中條山銅礦生產的產品。

二里頭文化四期，青銅合金化的生產線不斷完善與成熟，大量來自華北地區的銅鉛料被使用，青銅器的鉛同位素信號也大幅度向華北地區特征偏移，致使研究人員難以通過這一信號辨識出被掩蓋的中條山信息。值得慶幸的是，本次研究發現了多件二里頭文化四期的精煉渣與硫化銅礦即屬于中條山信號，實證了遺址青銅冶鑄生產對中條山地區資源開發與利用的連續性。

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冶鑄生產處于技術傳統成形與產業分工初期的重要階段，陶范鑄造技術、青銅合金技術、青銅器生產規模、產品材質類型的前后發展呈現出進步性、連續性的總體特征，為三代青銅禮器的制度形成奠定了基礎。晉南地區的金屬物料資源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一直支撐了王都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冶鑄生產。二里頭文化時期逐漸成熟的青銅冶鑄技術、跨區域的資源調配能力、對青銅生產的組織管理，共同構建了“禮樂中國”的物質基石。

這些凝結著智慧與匠心的青銅器物，不僅是技術突破的見證，更是早期國家通過禮制凝聚文明共識的生動實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